大理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逃离北上广

纽约时报：逃离北上广，去大理看蓝天白云   
   
Urbanites Flee China’s Smog for Blue Skies

中国大理??对于土生土长的上海女人林莉雅（音译）而言，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早晨：去山边那所学校看看自己三岁的儿子；环绕洱海慢跑半个小时；最后去家附近的菜场逛逛，挑选些新鲜的蔬菜和肉蛋。林莉雅并没有生活在家乡上海，她举家搬迁到中国西南部的一座小城??大理??生活。

这一天，她结束了自己穿梭于蓝天白云下的晨跑，回到她与丈夫开设的一家海边客栈中，与北京来的游客闲坐漫谈。

“我认为，真正的奢侈品应该是阳光，新鲜的空气和干净的水。”林说：“但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你得不到这些东西。”

两年前，34岁的林莉雅和丈夫放弃了在广州让人羡慕的工作??林在一家挪威风险管理投资公司，林先生则经营有一家广告公司??他们告别了繁华的大城市，迁移到农村或不发达地区。这类人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s）”。

这种逆城市化现象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流行。当数百万贫困的农民为生计所迫，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务工时，另外一部分城市的中产家庭却在经历着一种反向的迁移。他们的选择背后，昭示着东部城市居民对城市污染、交通、生活成本等各方面的不满。

以空气质量为例。部分中国城市空气中的颗粒物含量已经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空气质量上限，而且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超过，而是超过整整40倍！11月，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报道称，一个居住在上海附近的8岁女孩倍诊断出患有肺癌，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肺癌病人。医生抱怨称，是空气污染害了这个可怜的孩子。

像林女士这样的环境难民来自中国的各行各业，有商人，艺术家，教师或者厨师。尽管没有权威数据对此进行统计，但这类现象却在中国逐渐蔓延开。从安徽中部的小镇到西藏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在为更环保的生活迁移。当然，其中也不乏一群小资们，除了逃避污染，他们也在找寻一种不受束缚的城市生活。林女士对此的解释是：“在大城市里，你穿什么，吃什么，都会成为与别人比较的标签，很累。”

云南大理成为了林女士新的归宿。这座被13000英尺苍山围绕的西部小城，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洱海。大理一直深受欢迎，越来越多的白族当地人将他们的村社房屋出租给外来的汉人，后者很多背着简单行囊，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经济发达但人口饱和地区而来，且没有购买回程的机票。

在一个互联网论坛上，刚到大理定居的人们会交流讨论如何在古城租房，去何处购物，找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哪些本地学校是最好的。如今，这些移民聚居于大理古城的每一个鹅卵石小道，他们或经营咖啡店、旅馆或书店，有些年轻人更是在街边叫卖毯子或饰品。

也有人在大理成为了农夫，有人则专门在家里教授移民孩子们文化。他们的存在，让大理变得越来越复杂，犹如一片生长于普罗旺斯和嬉皮士街的新街区。

双廊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这个小镇在舞蹈家杨丽萍和艺术家赵清入住于此后，迅速成为外来者移居的新乐园。如今，在双廊和其他沿着洱海的村落里，大量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富人们，与当地白族渔民和农夫隔墙而居。

“每个人来大理的初衷都不相同。”55岁的叶永青（音译）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叶是一名白族艺术家，他在世界许多城市生活过，包括伦敦。但是五年前，他回到大理买了房产，并定居于此。“很多人把大理想象成希腊、意大利或者巴厘岛。”

“大理是目前中国少有的几个地方，这里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叶坐在自家庭院中，继续说道：“许多中国的农村正在出现空心化现象，但大理避免了这样的情况。”

大理确实有其特有的魅力。林莉雅透露，她第一次爱上大理是2006年，她当时以一个背包客的身份到此旅游。此后她两次前往大理旅游。2010年，也就是林莉雅第三次前往大理旅游时，她和她的丈夫（两人也是在云南徒步旅游时认识的），开始在洱海边寻找一处可以兴建客栈的土地。但这并不容易，林女士透露，兴建需要客栈需要一一解决与当地官员、村民和雇员间的沟通问题。

“我们只是想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林女士来大理前，曾居住在上海和广州。“我上海的朋友每天为了生活疲于奔命，上海的物价太高了，甚至比欧洲还高。这种压力让人变得疯狂，神经。”

林女士在生完孩子后就搬到了大理。“这对孩子有好处，大理就像我母亲昔日的故乡一样，”林女士说，“我母亲出生在上海，那时候上海的空气很好，你能看到蓝天和白云，还有干净清澈的水。”

这似乎也是客居者们共同的想法。一个下午，纽约时报记者在大理古城一家将咖啡书吧里遇到四个母亲，她们都是移居到大理的外来者。“我们的一个共识是，搬到大理来，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因为这里自然环境更好。”一个母亲透露。

这家咖啡书吧的老板宋洋（音译）今年才搬到大理。一天晚上，她和33岁的郑远淘（音译）在餐桌上讨论着她们移居于此的感慨。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觉自由，”郑先生说：“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我是多么地喜欢亲近自然。”

客居在大理才村的黄晓琳（音译）是个摄影师，她经常飞回北京为客户拍摄肖像照片。她曾经住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但在今年9月份她带着3岁的儿子和美国丈夫搬到了大理。

“尽管我不再去办公室，但我依旧在工作。”黄说：“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环境？天气？还是只有我自己感觉想要逃离大城市，离开巢穴一样的生活。”


该文刊载于2013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头版，作者为黄安伟（EDWARD WONG），文章略有修改，编译者小白。

译者言：

黄安伟是个有趣的记者，印象中的他擅长于中国政治新闻报道，尤其是高层政治。但这篇稿件体现了他的另一面，在生活片段中挖掘和提炼一些新闻线索，他上一篇新闻报道是11月4日在大理陪着一个朋友跑马拉松，我曾一度认为那是他休假里的一篇技痒之作。

实际上，纽约时报已经不是第一次关注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这份报纸一直在讨论中国中产家庭的新选择，离开城市，前往不发达的地区生活，当然初衷并不是为了更多的钱，而是健康和放松。我想这篇文章很容易让人产生两种感慨，一是感同身受，大城市的生活确实让人越来越疲倦和喘不过气，二是一种新的担忧，当越来越多的人前往大理，你我内心深处的那片精神净土，是否还能安好如初？

但愿所有人都不做客居者，但愿中国处处是蓝天。

郑远淘，33岁，翻译工作者，今年7月从北京移居到大理生活。他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感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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